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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第五次开展外事新闻调研,走访英国、德国与瑞士 “危机”欧洲积极求索“协调崛起”
2013年08月02日 来源: 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广东第五次开展外事新闻调研,走访英国、德国与瑞士
“危机”欧洲积极求索“协调崛起”
 

 

 

 

 

    ●本期嘉宾

    施瓦巴赫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院长(中)

    康大卫 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气候变化司司长(左)

    鲁道夫·希斯 瑞士联邦经济发展局官员(右)

    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整合外事资源与新闻资源开展国际调研以求“外眼探粤”,是广东的一个创新做法。今年已是广东连续第五次开展外事新闻调研,调研组由省外办与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联合组成,调研对象为欧洲的英国、德国与瑞士。

    由广州直飞欧洲,除了7个小时的时差外,更多的是扑面而来的“协调”理念。“协调”包含着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与生态协调。在现代化的全链条中,无论是城市的规划,还是产业的管理,也无论是体现着竞争力的科技实力,还是充当着关键要素角色的人才水平,“协调”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期待和途径。

    在调研中,很多采访对象提到了危机、过去与未来,这些欧洲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精英们并没有太过悲观的危机意识,但却以“协调”为理念释放出强烈的发展意识。回过头来归纳,如果从广义上解读这种“协调”理念,有4大关键点不容忽视:向规划要传承、向科技要成绩、向人才要基础、向管理要效益。

    在本次国际调研中,调研组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结合广东的发展实际,在区域协调、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加快城镇化等方面寻找可借鉴之处。让人高兴的是,德国、英国和瑞士的被访对象高度重视我们的问题,人员、材料等准备充分,形成了一场场高质量、有成果、贯穿以“协调”理念的圆桌会议。因此,2013年度的国际调研,南方日报将主要以“国际圆桌”的形式推出连续4期报道,为读者展现调研成果。

    本期我们从德国、英国、瑞士各选出一名有代表性的访问对象组成圆桌嘉宾,他们结合各自国家的特点为调研组展示了不少有益的思路和理念。此后三期,我们将分别为读者呈现国际圆桌的德国篇、英国篇和瑞士篇,并配以“走读欧洲”、“粤欧情缘”等稿件,敬请垂注。相关电视报道见6月3日至6日的广东卫视新闻联播。

    总策划:张东明 傅朗

    总统筹:

    李坚 陈广腾 黄国平 段功伟

    前方特派记者 徐林

    后方联动记者 赖竞超 曹斯

    翻译:江玥

    将高附加值生产线引入欠发达地区

    将高附加值生产线引入欠发达地区

    德 国

    德国是世界公认的从战后废墟中崛起的制造业强国,即使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也依然保持着“逆势上扬”的增长势头。在德国调研,我们共去了四个城市:柏林、不伦瑞克、德累斯顿和沃尔夫斯堡市。

    德国之行,我们访问的人数超过10人。除了集中介绍各自城市、领域的特色外,希望加强与广东合作与交流是每一个被访对象的共同愿望。他们对广东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认知,有的甚至曾多次到访广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德国针对区域协调的调研显得非常顺利。

    柏林洪堡大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院长施瓦巴赫教授介绍说,区域协调发展关键是提高投资“技术含量”,要将生产要素和成功企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生产线,引入欠发达地区。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和吸引人才,提升当地的发展水平。

    南方日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多数国家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德两国均呈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何共同点?

    施瓦巴赫:德中两国的经济模式有很多相似点。以德国为例,在财政和经济方面,德国一直是欧盟的主力军。目前,德国有约360万家各类企业,其中超过九成是中小型企业,大企业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这种多样化的企业结构和规模以及德国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实行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保障了全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这是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而据我所知,中国恰恰有着类似的特点。

    我认为,广东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商业的发展是重中之重。要着眼未来,积极创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在这方面,德国一些中小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获得了成功,这些模式对广东同样适用。

    南方日报:的确,近年来广东和德国商业合作不断深入。对此,您有何建议?

    施瓦巴赫:据我观察,目前双方企业间的交流渠道是非常顺畅的,但也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能源、科技等互补性强的领域,合作水平仍有待提高。

    另一方面,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最近有中国企业兼并了德国一些著名的公司,我认为这是双赢的选择。但是为了让合作成功,在解决生产技术与产品知识等“硬因素”的同时,也要特别注意“软因素”,包括文化差异、商业认知、社会因素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如何让从未谋面的中国工人与德国工人融洽地在一起工作,这就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

    南方日报:如您所知,广东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在德国,东西德统一后也遇到类似的困境。在这方面,德国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施瓦巴赫:就德国而言,政府投入是重要因素。站在政府的角度,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保证足够的资金投入。德国统一以来,联邦政府已经投入1.6万亿欧元用于支持东德建设,这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但仍不够。当然,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公民和企业也应当被调动起来。在德国,个人和企业被鼓励到东德投资落地,创造工作机会,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率和创新能力。

    此外,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要将生产要素和成功企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生产线,引入到欠发达地区,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和吸引人才,提升当地的发展水平。实际上,这一点德国做得并不好。很多企业勉强将分公司移到东部,但他们的设计中心和高附加值的生产线仍留在西部。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发挥作用,支持落后地区高等院校和研发中心的发展,并以此激励和吸引企业进驻,这是德国正在努力的方向。

    英 国

    伦敦拟10年投5亿英镑推广自行车和步行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雾都”可以说是伦敦的专属代名词,在19世纪的英国名著中常常出现。1952年发生在那里的“毒雾事件”更是让亲历者心有余悸,短短4天时间里,伦敦市民数千人被这一可怕的凶手夺去生命。然而正是这次惨烈的教训,让伦敦、英国痛定思痛,他们前后花了整整半个世纪开展“铁腕治污”,终于让伦敦甩掉了“雾都”的帽子,成为环境优美、令人向往的美丽城市。

    这种蜕变后的自信感以及对协调发展理念的坚持,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有着强烈的感受。在英国,协调发展的理念着重在生态协调方面得以体现,英国人将之涂满了“绿色”。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气候变化司司长康大卫一见我们就非常诚恳地表达了对加强中英两国绿色低碳合作的期待,他说:“你们可称呼我的团队为绿色团队,因为所有成员都是清一色的英国绿色专家。”

    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气候变化司司长康大卫在圆桌会议中介绍,英国绿色发展理念最核心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加强市场管理,二是建立相应机制。特别是在市场管理方面,英国实施了“绿色新政”,通过政府补助让家庭和企业配备高能效、低能耗的装置。

    南方日报:英国是怎么摘掉“雾都”这个帽子的?

    康大卫: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下了大力气。起初,政府从立法出发,先后于1956年、1968年及1974年颁布了有关空气清洁和治理的法案,对城市居民生活用煤和工业燃料的使用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可以说,各种法令、通告的颁布,建立了一种长效的管理机制,在后来的控制伦敦大气污染和保护城市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日报:根据我所了解,英国此后并没有满足于摘掉“雾都”帽子,而是开展了多方位的绿色措施。

    康大卫:是的,我们着眼于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等多领域,力图打造绿色城市。因为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既与燃料结构有关,也是人口、交通、工业、建筑高度集聚的结果。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难题,所以我们必须结合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建筑设计、交通管理、人口密度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采取多管齐下的有效措施。

    南方日报:可否详细介绍一下某个方面的举措?

    康大卫:比如在出行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汽车尾气排放成为新时期洁净空气的“杀手”。于是我们于1993年进一步完善清洁空气法案,增加了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相关规定。2003年,我们又从限制私家车流量入手,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和以自行车为特色的绿色交通。伦敦市长利文斯在今年曾说:“未来10年内,我们将投资5亿英镑在提高自行车使用率和步行的计划上。”此外,伦敦还计划2015年前建立2.5万套电动车充电装置。

    南方日报:英国首先在全球提出低碳理念,并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广东省作为国家低碳试点省,也正在积极探索创新低碳发展体制机制。这方面,广东可与英国开展哪些合作?

    康大卫: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低碳减排的巨大挑战。加强与广东的合作,共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是我们非常愿意和期待的。事实上,目前我们在“碳的捕捉与储存”领域、绿色建筑方面已展开部分合作,比如中英专家对广东省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可行性展开研究,深圳万科集团与英国建筑研究院集团携手打造北京绿色建筑公园,意味着欧洲最先进的绿色建筑技术将通过双方的合作正式进入中国。

    瑞 士

    以资金交流网取代直接补助中小企

    瑞士是欧洲的内陆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不临海、面积不大的山地之国,却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瑞士的小镇非常美丽,而且这种美丽遍及全国。调研组中有几位成员是第一次来到瑞士,在圆桌会议中,总是想从不同角度找到这里城镇建设的诀窍。瑞士联邦经济发展局官员鲁道夫·希斯介绍说,就现阶段而言,城市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规划。这种规划必须是体现区域协调的规划,也必须是体现居民意愿的规划。向规划要传承,使得瑞士自始至终如此美丽。

    南方日报:据我们的资料显示,瑞士在统筹全国区域发展方面有着严格规划,而且这份规划在不断地调整完善,能否介绍一下?

    鲁道夫·希斯:是的,我们前后制定了两次区域政策,第一次是从1970年到2007年,这期间主要进行结构性调整;第二次是从2008年开始实施。经过第二次调整,我们区域间差距缩小了,也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市与市之间的合作来让彼此的产业联系和城市联系更加紧密。特别是产业结构较弱的地区、山区等区域随着政策调整,赢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南方日报:两次区域政策调整得以实施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鲁道夫·希斯:第一次区域调整时,我们主要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次主要侧重于支持就业。很多因素都很关键,规划总是自上而下的,在这个前提下与之对应的自上而下的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也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要确立区域定位,然后在区域内城市会联合起来规划,职能部门再联合起来共同实施规划。一旦各个区域设立了发展的核心项目,联邦政府就会对项目进行资助。

    南方日报:是否有对两次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效果如何?

    鲁道夫·希斯:对近十年的分析显示,第一次区域政策措施实施后有良好的效果,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些区域人口不断减少,有技能的劳工不断地离开这个区域,原因是不能给他们创造足够的有竞争力的岗位。因此政府对区域政策进行了调整,通过刺激区域经济增长和加强创新来加强区域竞争力。

    南方日报:我们留意到,瑞士联邦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非常大。

    鲁道夫·希斯:是的。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是多年来瑞士经济始终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因素,我们现在的公共政策是以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为主。我们不是直接对中小企业进行补助,而是建立了中小企业资金交流网,为学术机构和企业的交流构筑桥梁,促进技术创新和科研转化。当然,我们也有主要的扶持对象,都集中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山区、农村和边境。联邦政府会对扶持项目进行全面评估,然后再进行资助,我们关注的是创新价值。与过去更多的自上而下的扶持不同,现在重点是自下而上地激活企业的积极性,支持创新,联邦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促进网络的发展,试点建立,制定相关规则以及每五年对项目和区域的发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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